杨嗣昌是谁？他为何没能帮助崇祯摆脱困境？
杨嗣昌：明朝后期的杰出大臣与诗人
在明朝末年的乱世之中，崇祯九年，大明王朝摇摇欲坠。前有农民起义军的猛烈进攻，后有清军的不时入侵，京城周边一片萧条。这一关键时刻，崇祯皇帝寄希望于新任宣大总督杨嗣昌，这位前三边总督杨鹤之子，入朝为兵部尚书，以其贤能之名被皇帝寄予厚望。
杨嗣昌深谙国家危亡之际的内外忧患，他提出了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战略方针。他主张内外有别，先集中力量剿灭国内的农民起义军，再与清军议和。为此，他提出了著名的“四正六隅，十面之网”战术策略。这一战略将陕西、河南、湖广、江北设为四正之地，以四巡抚分兵防守；延绥、山西、山东、江南、江西、四川为六隅之地，由六巡抚协同防御。杨嗣昌意图通过这样的布局，全面围堵农民起义军。
执行这一战略并非易事。首先面对的就是与清国的议和难题。明朝坚持的“不和亲、不纳贡、不称臣、不割地”的政策，在乱世之中实施议和，无疑会面临巨大的阻力。民间舆论与祖制的压力使得这一策略的实施困难重重。而崇祯皇帝的犹豫不决，使得杨嗣昌无法全力推进这一政策。卢象升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，“长安口舌如锋，袁崇焕之祸其能免乎？”反映了众多反对议和官员的共识。在这种舆论压力下，杨嗣昌无法专心处理对外事务。
对内方面，杨嗣昌虽然举荐了熊文灿担任剿匪督师，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遇到了诸多困难。杨嗣昌重视军事战略，却忽视了政治手段的运用。他建议崇祯皇帝征税加饷以支持剿匪行动，然而这些税收最终仍是由普通百姓承担，导致了百姓生活的困境，激化了社会矛盾，反而使得更多的百姓投奔农民起义军。
杨嗣昌的战略思想在理论上无疑是正确的，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遭遇了许多困难。内外压力、皇帝的不坚定、政策的失误，都使得杨嗣昌无法充分发挥其才能。作为明朝后期的重要人物，他的努力与付出仍值得我们尊重。在乱世之中，每一位试图挽救国家危亡的大臣都值得我们的敬意与关注。杨嗣昌虽未能实现其宏伟蓝图，但他的故事却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启示。
杨嗣昌作为明朝后期的大臣与诗人，他的故事是一段充满挑战与困境的历史。他的战略思想、政治手段以及为人处世的智慧，都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。尽管历史的进程有其自身的规律，但杨嗣昌的故事仍值得我们深思与反思。在税收的摊派中，这个省份亦步亦趋地跟随了剿匪的十省大潮。地方的官员们却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。他们既要面对朝廷的税收压力，又要组织地方军队配合剿匪。而杨嗣昌的策略，似乎并未充分考虑到这些实际操作的难度。
这些官员们不仅要为税收而头疼，还要为执行杨嗣昌的“四正六隅，十面之网”战略而疲于奔命。地方军队在各省份边境的协防费用需地方自筹，而杨嗣昌的注意力似乎只集中在主力野战军的供给上。这种局面导致地方官员怨声载道，对杨嗣昌的战略执行大打折扣。
如果杨嗣昌能像他在其他地方工作那样，提前做好政治宣传，他应该能判断出税收的实际承担人是老百姓。军队剿匪需要资金，但老百姓并没有足够的财力。是否可以考虑更灵活的策略呢？比如，将税收暂时放在老百姓头上，但以官职或其他朝廷荣誉鼓励士绅先为老百姓垫付。如此一来，老百姓可以根据收成情况分批上缴，再还给士绅。这样的策略或许能让士绅明白剿匪的真正受益者是谁。
在无法让士绅承担这个税收的情况下，采用垫付方式让他们先出钱也是一个选择。农民起义军流窜作乱，真正受损的其实是士绅而非普通老百姓。只要政治宣传工作到位，有心的士绅或许愿意出钱帮助朝廷剿匪。这样一来，士绅借出钱给杨嗣昌用于剿匪，老百姓暂时不用承担税收，可以避免地方上的动乱，地方官员也能更专心地配合杨嗣昌剿匪。等到财政宽裕时，朝廷可以宣布免除老百姓的欠税。至于士绅垫付的钱，可以用封官封爵的方式慢慢偿还。只要明朝还在，这些债务总有偿还之日。
杨嗣昌似乎并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些实际问题。他只是简单地让皇帝下了一道征税的圣旨，却没有考虑到真正有钱的是哪些人，以及需要配合收税而进行的安抚工作。这导致地方上混乱不堪，地方官员无心配合他剿匪。杨嗣昌也不能做到赏罚分明，丧失了宰辅的信誉。在亲自指挥的剿匪战争中，他未能震慑住主要军事将领。当时的武将集团已经显露出军阀的一面，杨嗣昌无法依靠威胁式命令调动他们。
杨嗣昌在承诺与实际行动之间存在巨大落差。他承诺在贺人龙部成功剿匪后授予其“平贼将军”的称号，却在战后出尔反尔。这让贺人龙大失所望，也对杨嗣昌的信誉产生了怀疑。最终，贺人龙愤而回陕西，导致杨嗣昌组织的围剿网络出现大漏洞。张献忠逃脱包围圈并反攻湖广重镇襄阳，杀死了大明亲王襄王，令杨嗣昌功亏一篑、忧愤而死。这一事件不仅反映出杨嗣昌在武将集团中的信誉问题，也暴露出他在处理与武将关系时的失误和短视行为。他的失败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，更是明朝统治集团在关键时刻缺乏明智决策和有效执行的体现。杨嗣昌：执念一地之安危，缺乏全局之视野
杨嗣昌，这位被崇祯帝派往前线剿匪的将领，其责任重大，需要统筹全局，指挥关内所有军队，以消灭大明境内的农民起义军为己任。杨嗣昌在战略执行过程中，似乎过于执念于一地的安危，缺乏统领全局的大局观。
面对农民起义军的广泛蔓延，杨嗣昌应思考如何巧妙地将他们逼至预设战场，而非与他们进行无休止的游击。他在湖广和襄阳一带与张献忠的战斗中，却忽视了其他农民起义军的动态。或许是张献忠的悬赏“有斩阁部者，赏银三钱”激怒了他，杨嗣昌的注意力过于集中在张献忠身上，导致其他起义军趁机壮大。
杨嗣昌在作战计划中优先考虑湖广地区的安全，将全剿匪战略置于一省之安危上。这种过于狭隘的视野使他忽略了全天下农民起义军的威胁。他对张献忠的追击固然英勇，但却让李自成、罗汝才等人在其他省份肆意妄为。洛阳因此被李自成攻破，福王被杀，张献忠也趁机千里奔袭襄阳，直接导致杨嗣昌剿匪失败，最终患病身亡。
杨嗣昌提出的对内、对外两大战略本身或许有其合理性，适合当时明朝的困局。但在执行过程中，他过于理想化，未能充分考虑到百姓和官员的实际困难，导致四处怨声载道。他还忽视了武将们的忍耐性，导致兵将出工不出力，甚至拒绝出兵。兵力的不足进一步加剧了杨嗣昌的困境，使他无法全面应对局势。
杨嗣昌对明朝和崇祯帝的忠诚毋庸置疑。在两大战略完全失败、亲如兄弟的襄王和福王分别被张献忠和李自成所杀的打击下，他感到无颜面对崇祯帝，最终患病身亡。对于杨嗣昌而言，死亡或许是一种解脱，但历史的教训却值得我们深思。
在战略规划和执行过程中，既要关注局部胜利，更要具备全局视野。只有站在全局的高度审视问题，才能制定出更加合理、有效的战略方案。杨嗣昌的悲剧告诉我们，过于狭隘的视野和过于理想化的执行会导致严重的后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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