军国大事有不决者，兼取天后进止，唐高宗这份遗诏有何影响？
在历史的洪流中，总有一些波澜壮阔的瞬间，它们犹如璀璨的星辰，照亮了我们探索过往的道路。今天，让我们一同回溯到那段显庆五年以后的历史时期，那时的唐高宗李治，时常被头晕目眩所困扰，政务的处理也因此受到影响。而这，为武皇后参与国家大事提供了契机。
公元683年，唐弘道元年，唐高宗李治驾崩。他在临终前颁布了一份遗诏，其中一条内容尤为引人注目：“军国大事有不决者，兼取天后进止”。这一条款赋予了武则天在重大事务上巨大的权力，而且没有时间限制。这无疑是一种无奈的妥协，因为在唐高宗执政的中晚期，武则天实际上已经拥有了与他平起平坐的权力。这份遗诏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，它奠定了武则天日后成为唯一女皇帝的基础。
或许，唐高宗的这份遗诏是他对武则天的一种认可与扶持，但在男权政治社会中，“牝鸡司晨”被视为不吉利的象征。武则天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自己的努力和手段高超，唐高宗的扶持也是不可或缺的主因。她所创立的武周朝代夹在唐朝中间，让一众男人感到尴尬。
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。宋朝也面临过类似的情况，遗诏中明确皇太后可以垂帘辅政，但也给予了相应的限制。宋朝是历史上皇太后垂帘辅政次数最多的朝代。这些遗诏的制定者们都吸取了前人教训，对辅政太后的权力制约和交接时间做了详尽的安排。
以宋真宗颁布的《乾兴遗诏》为例，他在遗诏中明确了皇太后刘娥辅政的事实，同时也强调了皇帝赵祯尚未成年这一事实。这样的安排既解决了暂时的政治需求，又为未来权力的平稳过渡奠定了基础。权力送出去再拿回来并非易事。为了防止刘娥效仿武则天，宋真宗在遗诏中特意安排了整个文官集团来监督与办理此事。这样的安排，将可能出现的风险降到最低。
这份遗诏在历史上确实起到了良好的效果。刘娥虽然权力接近武则天，但她生活在宋朝的背景下，面对皇权和制度的维护，士大夫们的态度和步伐是绝对一致的。这种团结与一致，使得宋朝的政治格局保持了相对的稳定。
历史的进程总是充满了波折与变数。无论是唐朝还是宋朝，在面临权力交接的关键时刻，都有过无奈与妥协。但正是这些经历，塑造了历史的独特魅力。让我们继续探寻历史的足迹，感受那无尽的智慧与启示。刘娥多次试探文官们对于武则天的看法，虽在宋仁宗成年后并未主动交出权力，内心或许有学习武则天的想法，但她的一系列试图改变和越制的行为都被文官集团坚决抵制。刘娥曾试图在皇帝出行时让自己的銮驾走在前面，但宰相鲁宗道立即出面警告她遵循“妇人三从”之道，最终刘娥只好让步。
鲁宗道不仅挡下了刘娥的试探，更是在被问及对于武则天的态度时，直言不讳地表示其“唐之罪人也，几危社稷”，彻底浇灭了刘娥的野心。宋仁宗成年后，文武百官纷纷要求刘娥归还政权，其中包括宁国军节度使李遵勖、后殿中丞滕宗谅、秘阁校理范仲淹等人。在文官集团的强烈要求下，尽管有宋真宗遗诏的规定，刘娥也无能为力。
在所有官员的监督下，刘娥虽然权力滔天，却始终无法将权力归还给宋仁宗。她临死前想身穿龙袍下葬的请求也只能恳求仁宗同意，最终未能成为第二个武则天。
随着宋神宗的驾崩，继位的宋哲宗年仅九岁，英宗皇后高滔滔被任命为辅政太后。宋神宗的遗诏延续了宋真宗的限制设定，并对辅政太后的权力进行了进一步的制约。高滔滔作为旧法支持者，在神宗时期并未表露态度，却在掌握实权后迅速召集旧党重臣，废除新法。幸运的是，宋神宗的遗诏中规定了皇帝成年后还政的条款，高滔滔也在宋哲宗成年时去世，使得宋哲宗得以亲政。他崇拜父亲宋神宗，支持新法，并在执政时期全面恢复新法，打击保守派。
然而历史的车轮并未因此停歇。宋哲宗去世时未留下子嗣，向太后与朝臣经过激烈争论选定了继承人——后来的艺术皇帝宋徽宗。尽管他已成年，但缺乏统治经验，因此大臣们安排向太后辅政。向太后是保守派，她在短暂的辅政期间将大部分新党人士赶出朝堂。北宋在这反复的权力斗争中元气大伤，最终在宋徽宗时期遭遇了亡国的命运。这段历史充满了权力斗争、政治变革和王朝兴衰的沧桑。北宋的遗诏赋予皇太后辅政权力的做法，吸取了唐朝的教训。这些遗诏强调，太后摄政只是暂时的，“权”字当头，表明授权的原因在于皇帝年幼。强大的官僚集团的监督和制约确保了权力的平稳过渡。尽管多次出现太后辅政的情况，且有些太后不愿放弃权力，但最终并未出现像武则天那样的篡权事件。
明宣宗朱瞻基颁布的明朝唯一一份太后辅政遗诏中，强调群臣效忠的对象是皇帝。在长子皇太子祁镇继位时，由于年幼，遗诏安排张太后和孙皇后共同辅政。明宣宗的智慧在于，他明确了辅政的条件，让文武百官明白效忠的对象是皇帝本人，并规定不得乱改祖制。他也意识到太后的作用，因此在遗诏中强调了群臣的监督作用。这一安排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起到了作用，张太皇太后的存在使得孙太后在辅政期间存在感较低。等到张太皇太后去世，明英宗开始独立执政后的事情发展已非明宣宗所能预料。
明朝中后期，虽然也有年幼的皇帝继位，如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，但其父明穆宗在遗诏中并未安排太后辅政，而是选择内阁大臣和司礼监秉笔太监一同辅政。尽管朱翊钧的母亲李太后在张居正的配合下拥有一定权力，但她并非正式的辅政太后。
清朝的遗诏中，只有在辅佐幼君的人选安排上考虑到了大臣辅政，而摒除了太后参与。即使是掌握权力长达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，在公开的遗诏中也未被授予任何权力。顺治的继位没有遗诏安排，其后的康熙继位时，遗诏安排了索尼等四位顾命大臣。直到咸丰皇帝时期，才在遗诏中涉及皇太后。但即便如此，同治皇帝驾崩时的遗诏依然将母亲慈禧太后排除在辅政安排之外。
从北宋到清朝，尽管有多次太后辅政的情况出现，但在公开遗诏的安排上始终保持着谨慎和制约的态度。太后辅政只是暂时的过渡措施，真正的权力仍然掌握在皇帝手中。这种制度设计确保了皇权的平稳过渡和国家稳定的发展。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总会遇到各种挑战和变数，这也反映了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。在历史的长河中，慈禧这位权力女性的名字响彻云霄。她不需要遗诏的认同，因为她的权力是自掌握的，也是连续几代幼君继位的时代赋予的。她的影响力，如同璀璨的明珠，在清朝的政治舞台上熠熠生辉。
清朝的遗诏，多数与幼年登基的皇帝息息相关。在众多的遗诏中，光绪皇帝的遗诏却显得尤为特殊。这份遗诏中，并未提及光绪的皇后隆裕皇太后辅政的说法。相反，真正被赋予辅政权力的是宣统的生父摄政王载沣。隆裕皇太后辅政宣统，乃是群臣的要求。这份遗诏疑云重重，或许其中存在着某种不为人知的秘密。
清朝虽然有着多位幼年登基的皇帝，也曾出现过两位太后辅政的情况，但在清朝的祖制中，却是绝对不允许的。即便心知肚明慈禧太后掌握实权，但在遗诏上，太后辅政的字样是绝不会出现的。规矩就是规矩，尽管存在私下的变通，但在制度的遵守上，清朝的态度还是值得肯定的。
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包括唐朝武则天之后的各朝代，幼君继位的情况屡见不鲜。武则天连成年儿子继位后都能颠覆，后来的皇帝们对此高度警惕，于是在遗诏中设置了各种限制。这些限制发挥了显著的作用，至少在武则天之后，即使是像刘娥和慈禧这样强势的太后，也没有哪一位敢仿效武则天称帝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元朝曾出现过连续辅政两位幼君的皇太后——弘吉剌·卜答失里。她在元文宗死后奉文宗遗诏拥立年仅7岁的元宁宗继位，不久元宁宗去世，她又立13岁的元惠宗（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）继位。两次临朝称制，尽管她没有遗诏授予辅政权力，但在元惠宗亲政后却被剥夺尊号赐死。这一特殊的历史现象并未在正文中提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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